西洋钟表与中国之缘

 

      中国北宋天文学家苏颂与天文仪器制造家韩公廉，在11世纪末期制造出人类第一台具有机械技术及擒纵原理的大型水运仪象台，这是世界为之公认的。从仅有的史料来看，在北宋之后，水运仪象台里的计时器技术并没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两个世纪之后遥远的欧洲，教堂钟、塔钟逐渐兴起，机械钟技术被西洋人发扬光大。到了中世纪时期，由于发条动力的发明，使时钟小型化进入到了家庭，并在16世纪初期德国人还发明了表，所以我们说，欧洲人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机械钟表。

 

   机械钟表最早传入中国的记录见于明代万历年间，始作俑者是欧洲的传教士们。这些西洋传教士为了让宗教能够进入到中国，不惜发起“钟表外交”，用那些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稀奇古怪的西洋自鸣钟表为诱饵，打通官脉，首先在当时中国唯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以送礼形式来拉拢地方官吏以及贵族阶层，历经艰辛万苦，后来终于觅得时机，将两台机械自鸣钟进贡给了大明万历皇帝。万历皇帝非常喜欢这新奇的机械钟，龙颜大悦，随即大手一挥，面向西方宗教的国门就此打开。

 

我们要追寻西洋机械钟表流入中国的源头，就不得不提及两位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是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1539年2月15日－1606年1月20日）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

 

      范礼安神父于1539年2月15日出生于那不勒斯王国（今天的意大利）基耶蒂（Chieti），1566年在他就读帕多瓦大学期间加入了耶稣会，并于1573年被任命为耶稣会远东观察员，前往中国澳门视察澳门的教会，5年后的1578年9月，他终于由印度的果亚，辗转抵达到澳門。在当时的澳门，所有耶稣会传教士们都要求中国的基督教信徒一律要学习葡萄牙语，而且要取一个葡萄牙名字，生活方式也必须葡萄牙化。而范礼安则看来，这种方式不符合传播宗教的原则，他认为应该正相反，让每一个西洋传教士们都必须中国化，这样才有利于教徒在中国的巩固和发展，所以他坚持让西洋传教士们必须学习中国语言，深入到中国的人情风俗之中。

 

      1579年7月，传教士罗明坚神父从印度被调到澳門，而范礼安调离澳門前往日本传教，他明确要求罗明坚神父在他离开澳门之后，必须让所有传教士们按照他的规定，继续学习中文。到了1582年的3月，范礼安由日本再次回到澳門，并成立耶穌聖名团。同年8月，范礼安从印度調來一批传教士，其中就有稍后我们将要介绍的利玛窦神父。也就在同一个月，他便離開了澳門前往印度果亞。1588年7月，范礼安从印度果亞再度回到澳門，同時也带來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古腾堡印刷机，最早的西洋印刷术也正是此次开始传入到中國的。1594年，范礼安在澳門建立了中国境內第一所西式大学——圣保罗学院，西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自此有了坚实的基地，直到1606年1月20日，范礼安在澳門逝世，享年67岁。

 

      利玛窦神父，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Marche）的马切拉塔（Macerata），家境非常丰裕，是当地经营药铺名门富商的后代。利玛窦从小就在马切拉塔的一所耶稣会开办的中学里学习，之后又转到马切拉塔的耶稣会寄宿学校。不过由于利玛窦的父亲并不希望他信奉耶稣教，更不希望他加入耶稣会，于是把他送到罗马市圣汤多雷亚学院预科去学习法律，希望利玛窦在法律领域里有所成就。然而到了1571年，崇仰耶稣基督的利玛窦毅然决定中断学习，违背其父亲的愿望，选择进入耶稣会实习，并于1571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在罗马市正式加入了耶稣会。

 

      1572年，利玛窦来到了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师从著名数学家克拉乌（ChristopherKlau）学习天体运算。在这段时期里，他除了学会了拉丁文、希腊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之外，同时也学习了一些机械原理以及当时属于尖端科技的钟表知识，而范礼安神父正是他的老师之一。范礼安神父是当时的耶稣会东方总巡察使，他主要使命是向中国派遣基督教的传教士。而所有被派遣的传教士们都尝试过各种方法，试图进入到中国，可无奈当时大明王朝闭关锁国，没有任何传教士能成功，他们只能够停留在澳门等待时机。

 

利玛窦于1580年被授予神父之后，由罗明坚神父向范礼安神父举荐了利玛窦，这也成为了范礼安神父派遣利玛窦前往中国传教的因缘。1582年8月7日，利玛窦神父来到澳门，并从印度带来一架欧洲制造的齿轮大机械钟。之前说过，他曾经在罗马学院学习过钟表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所以当他在印度暂留期间，即使一天的工作再繁忙，也会到教会开设的修理辅里，动手学习和修理钟表、动偶机械以及印刷机等技术。1583年9月10日，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位神父带着许多西洋新奇之物，首次进入广东省，居住在肇庆市，并用带来的西洋物品打点当地的官员，仅用了4天的时间，就说服了总督郭应聘，欣然允诺他们在肇庆择地，修建教堂。

 

      在肇庆的这段期间里，利玛窦神父一直在盘算着，并且努力实施着教会北上京城的计划，寻找一切可以在中国发展西方宗教的机会。在北上之行中，他以不断赠送机械钟表、三棱镜等手段，打通地方官吏以及朝廷使臣，用以得到居留权或是得到进京的通行许可。1595年，利玛窦来到江西南昌，他赠送给建安王一座卧钟，这台钟是按照中国24个时辰计时法制作的。在黑色大理石上刻出黄道带，并且还标示日出和日没的时刻，每个月昼夜的长短以及开始和结束，当然，这些都是那个时期机械钟上特有的日历功能。在南昌期间，澳门神学院院长李玛诺赠送给利玛窦一台优秀的机械钟，他非常地高兴，因为他想到又多了一件可以送给皇帝的礼物。

 

1598年初，利玛窦与礼部尚书王忠铭一起到达北京，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还没有见到皇帝就不得不被迫离开，随即南下定居在南京市。既来之则安之，他索性在南京办了个西洋展，把随身所带的机械钟等西洋物品给大家参观，让中国人打开眼界。到了1600年5月，利玛窦神父与一些传教士再次从南京启程前往北京，不幸的是被当时的大太监马堂扣留在天津。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期间，万历皇帝刚好看到了那份关于外国人进贡钟表的折子，遂下旨令，让送礼者前来京城面见。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神父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京殿，拱手献上数件机械礼物给万历皇帝，其中有两台一大一小的机械自鸣钟。万历皇帝对这两台钟都十分感兴趣，小的那台留在身边自用。第二年又令工部为那个带有摆的大钟（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摆，并不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在1657年由克斯蒂安·赫根斯（ChristiaanHuygens）发明的机芯控速的摆锤装置，而仅仅是一种动偶功能的摆）专门修建了一座木阁楼。久而久之，万历皇帝对这些传教士们有了好感，礼尚往来，交往之中大开了眼界，对欧洲文化以及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正常的维护使用这些机械钟，万历皇帝指定4名太监跟随利玛窦学习保养修理。利玛窦借此也顺势提出要求，请求皇帝允许他在北京居住下来，同时利用中国人根本不了解如何调试和修理时钟，略施小计，在钟上做了些小手脚，使得迷上了西洋摆轮钟的万历皇帝，不得不留下这些神父们，传授打理西洋钟的技法。最终利玛窦神父成功地定居在京城，成为西洋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奠基人。

 19世纪初期9铃广钟，庆龙收藏

      利玛窦神父还进入了明朝“官方编制”之中，享用朝廷的俸禄，由此一来便有时间和条件撰写了一系列数学、几何、天体以及地理的专业书籍，并从1608 年开始编撰他最著名的历史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遗憾的是两年之后，1610年的5月11日，因病卒于北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得到皇帝允许安葬在中国的外国人。

 

后来明灭清始，传教士们的“钟表外交”策略仍然继续奏效，可想而知，清朝的皇帝同样也极其喜爱钟表，对机械钟的兴趣有增无减。史书记载，清朝皇帝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皇帝得到了一款小型的欧洲自鸣钟，格外钟爱，随时带在身边，还表示出他想得到与这款功能和外观相似，但体积更为庞大的钟。史书也记载，顺治12年2月27日，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来到京城，向顺治皇帝进贡了一批西洋器物，其中包括一台西洋大自鸣钟，顺治皇帝喜出望外，重重奖赏两人。其实，皇帝之下的文武百官同样喜爱自鸣钟，传教士们掌握了官员们的喜好，不断加大钟表和机械品的“攻势”，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事务因此越来越顺利。

 

      在西洋时钟进入中国的初期，作为皇室及贵族们室内装饰需求，要远远大于其计时的实用功能。越往后，钟表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是其他西方物品所无法相比的。清中期就出现了西洋钟表热，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清朝皇帝们普遍喜爱这些物件，当时清宫造办处就设有做钟处，以广州和外聘的西洋工匠手艺最高。乾隆皇帝就是钟表的推崇者和爱好者，仅故宫博物院里的绝大部分中外制作的钟表，都是乾隆时期欧洲人赠送或是造办处、广东府自己研制的，数量惊人。

  19世纪初期9铃广钟，庆龙收藏

      中国的时钟制造业的开山鼻祖当属广钟，我们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可以看到，传教士将自鸣钟带进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广东，所以广东人率先从耶稣会的传教士那里学会了修理钟表的技术，可谓近水楼台。另外，自从明代在广东设海关之后，广东人接触进口西洋钟表的机会最多，这些都成就了这一地区钟表制造业的基础。中国人一贯很聪明，在接触了多年西洋钟之后，先是学修理，知其皮毛，慢慢开始自己动手制作钟，当然，这些山寨版的钟与进口的西洋钟一开始是无法相媲美，在当时，同等级的西洋钟的价格也要比国产钟高很多。但到了18世纪后期，广州所制作的机械钟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乾隆王朝，国产制钟业更是达到了的鼎盛状态，为乾隆专门制作的广钟，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超高，加上聪明的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把各种镶嵌工艺、珐琅彩、珠宝、动偶、水法、鸟鸣以及魔法等手工艺术与技术功能混为一体，丰富多彩，应有尽有，打造出中国制钟业最辉煌的时代。与此同时，欧洲商人也发现了中国这一肥沃的钟表市场，干脆从欧洲运来机械设备，派遣钟表师，在广州当地开设钟表工厂和维修铺，这就让广州工匠学到了更多的钟表技术和制作手法，对后来广钟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最初阶段，广钟的生产制作比较杂乱，常常见到中国和外国制作的零部件相互搭配，也就是说钟壳、钟面和机芯这三大类，常常由不同的国家制作出来。也许是某些部件中国的技术不过关？也许是在国内组装而使用部分国产部件？总之，在我收藏过程中见到不少广钟的“杂交产品”，但是，广钟的样式和技术都是纯属模仿当时英国时钟的款式和技术，尤其是在机芯的结构方面。欧洲时钟的擒纵机构在18世纪中后期，全面由冠状擒纵改为锚形擒纵，主要因素是为了更精确走时。但是中国的广钟，包括后来的苏钟，从头至尾都使用着古老的冠状擒纵不便，直到20世纪初停产之时为止，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时钟走时精度的要求并不是放在首位的。除了专门为皇宫制作广钟，一般民用广钟的木外壳都使用了中国本土木材，诸如红木、紫檀和黄花梨等，式样与英国木钟相似，甚至木壳上的装饰品都相仿。大多数中国造的广钟机芯，是在仿制英国机芯的基础设计上稍加变化而来的。所谓变化，比如：把正点报时铃铛设计在机芯板的左上方，音乐套铃则设计在右上方，这于传统的英式机芯铃铛位置正好相反。广钟（苏钟）除了模仿英国人机芯板雕花之外，还模仿英国人的花体签字风格，在机芯后板的中心地带，照着葫芦画成了瓢，形成了4不像的、无法看懂的字母签字，不过，这倒也自成了一派。广钟机芯的报时铃，常见的有单玲、双铃和三铃配置，还有极为罕见的9铃音乐广钟甚至更多铃配置，当然，这些多铃广钟都已是博物馆级别的藏品。

 19世纪末期双铃南京钟，庆龙收藏

 

      中国江苏一带的时钟工匠们，按照自己的喜爱，以全木质雕刻钟壳为基础，传统的插屏设计风格为式样，创造发明出了中国另一大钟类，这就是南京钟，也被称之为苏钟或是插屏钟。南京钟的起源，据传说是明朝末年，江宁人（今天的南京人）吉坦然，制造过一台被称作为“通天塔”的自鸣钟，由西洋的机芯技术，但在外观设计一改西洋人时钟的外壳式样，加入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以及明式家具制作手法，这就是最早的南京钟，因此，吉坦然就被供奉为南京钟的鼻祖。此后到清代中后期，南京钟大量的问世，作坊甚多，仅南京就出现了10多家制造钟的作坊，其中最著名的有王万顺、易黄茂、胡锦元等。在同一时期，苏州市的制钟作坊也多达18处，可以想象得出当时南京钟的生产规模有多大。就拿1906年上海创立的“美丽华”钟厂来说吧，它主要就是以生产南京钟为主，也制造其他一些钟类，其工人最多时达到300多人，而美丽华钟厂所生产的南京钟，至今还能在古董钟市场上见到。

 

      从木料选择来看，南京钟的外壳采用红木、紫檀、黄花梨等名贵木料，加上传统的镂空、浮雕工艺底座，方形的插屏钟壳，尤其适合明清两朝家庭客厅的装饰格调，中国式的经典。钟的外框还常见螺片或象牙的镶嵌工艺，底座镂空木雕的艺术题材常见的风格有：葫芦藤、三龙戏珠、梅花枝、暗八仙和八仙过海等等。最让我喜爱南京钟的原因，就是那精美的铜鎏金手工雕刻的钟面板，往往手工雕刻这样的一块面板，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常见钟面雕花的图案题材有：五福捧寿、八仙过海、双狮戏球、九狮绣球等等。而中心地带配以圆形白搪瓷钟面、罗马数字圈、英国扑克式的时针分针以及细长的中心大秒针，都是南京钟的特色。整个的机芯结构与广钟机芯结构差不多，报时铃铛的配置一般多为单玲和双铃，也有很难见到的3铃配置。我在多年的钟表收藏过程中，还没有见到过多功能或多铃音乐功能的南京钟，因此可以断定广钟的机芯技术要高于南京钟，我想这也许就是南京钟的价格远不如广钟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谢谢关注！图文择自《时光技艺》之一